【草根播报】宿管陈达民：音乐是一种自我安慰

“你先拉空弦吧，不要按。拉长一点。对对对，把空弦拉稳了再按。”陈达民正在教大一的王文娟拉小提琴。
王文娟在练，陈达民坐在旁边，边观察，边指导。这是王文娟学小提琴的第一天。此前陈达民曾教过她弹吉他。

陈达民是汕头大学的一名宿管，55岁。经常会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拉小提琴，偶尔会教学生玩乐器。陈达民说，他对音乐的热情起源于小学时的文艺宣传队。

陈达民在弹吉他。（刘杏仪摄）

那个年代的音乐
1971年，陈达民入读小学。在“文革”中度过了5年的小学时光。
文艺宣传队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陈达民说：“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文艺宣传队，一年起码举行两、三次比赛，一般都是唱歌跳舞。然后大家组成乐队。每一个小学都这样子。”
陈达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自学二胡。初中的时候加入了学校的乐队，负责拉二胡。后来，他又自学了小提琴、吉他等乐器。“自己在家里有空就练。就这样，纯粹那一点点热情。没有老师教，看谱都是自己学的。”陈达民说。
孩童时代的陈达民确定自己喜欢音乐，与当时下乡后回城的知青们有关。
文革期间，知青下乡。陈达民的三位哥哥也在当年的知青队伍当中。陈达民说：“他们下乡几年后又回城了。回城后的知青们因为找不到工作，很多都在家待业。”平日无事的时候，这些知青们就聚在一起唱歌，每次大概两三个小时。陈达民说：“那时候最能调动情绪的就是知青，他们下乡的时候，学会了弹吉他，曼陀铃还有口琴。”
知青们唱歌的时候，陈达民会在旁边听。在那个收音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对陈达民来说是一种享受。
陈达民上初中时，随着文革的结束，文艺宣传队也渐渐的淡出了社会生活。陈达民回忆说：“最后一次演出，应该是在四人帮下台的时候吧，每个同学都要走到大街上游行。以班为单位，一个班一个班地出去。还有乐队，敲锣打鼓，满街都是人，好好玩的。”
陈达民说：“文革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小学的那五年过得很轻松，因为小学生对政治也没有太多了解。人家问起文革，我就说没什么呀，那天空还是那样蓝啊，没有什么丑陋的事，就这样。”陈达民小时候，家里由于物质缺乏，本来两餐的食物量要分成三餐来吃。他说：“那时候不会饿死，但真的会有饿的感觉。看到食物都会很渴望。我是饿着肚子长大的，穿的是破衣服，没有书包，没有文具。乐器都是学校里的。”
在陈达民看来，尽管那是一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但音乐却依然很普及。“我们一群同学里面，起码有一个人会做音乐方面的牵头人。虽然并不专业，但就是喜欢。因为乐队的存在，在学校里每个人有机会学习到四、五种乐器。那都是很普及的，很普遍的，大家都不会觉得惊讶。”陈达民对记者跟王文娟说：“你们这一代人啊，对音乐是接触得太少了，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剧变社会中的“文革后一代”

陈达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属于“文革后一代”。亲身经历了过去50年里整个社会的急剧转型。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文革，80年代初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的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高中毕业后，陈达民就去打工，换过好几份工作。在印染厂工作了20年后，因为企业转型而下了岗。2009年开始，在汕头大学当宿管至今。
今年55岁的陈达民说，现在音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对兴趣的满足，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葛红兵曾说：“文革后一代既不像上一代那样拥有辉煌的激情岁月以及对苦难的记忆，也不像下一代那样对商业文化、对功利主义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对陈达民来说，也如此。
“社会上存在的那些贫富差距、养老难、食品安全等问题，我们都会经受的。”陈达民说，“如果不知道这些问题的话，人还是会过得很开心。但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里，人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呀。”
“现在最大的压力啊，就是社会上的攀比……这种攀比使人过得很不爽，本来是有吃有住就像是进入了天堂一样了，但人还是觉得不爽、不满足。那真的是没救了。”陈达民说完后摇头叹息。
陈达民说，他对目前的生活并不满意。在这个信息随手可得的时代，他无法避免同龄人间的攀比。“在我的同龄人里，有的人就是腰缠万贯，前呼后拥的。假如说，你不想去攀比的话，那你不要到外面的世界好了。是这个社会硬逼着人们去攀比的呀，何况我们又没有信仰，所以痛苦就来了。”
面对生活中的无奈，今年55岁的陈达民说：“音乐是一种自我安慰啊，只能这么说了。”
（记者：刘杏仪；编辑：刘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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