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播报】王漫琪： 心底有阳光，笔下方能驱除黑暗

王漫琪，羊城晚报汕头记者站站长，200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羊城晚报社工作，02年底03年初来到汕头，担任该报驻粤东记者。

在王漫琪的微博里，他如此介绍自己：“阳光般温暖，咖啡般醇厚。” 当小草记者在他办公室里坐下来，王漫琪亲切地倒上两杯水，很随和地和初学新闻的我们闲聊开。

刚坐下，王漫琪便向我们指点了一个采访“小窍门”，他提醒我们做采访时一定要注意和采访对象拉近距离。“不要扛着摄像机，或一打开采访本就说‘我们来拍’、‘现在我们开始采访’之类的话。而应该尽量用随便的语气跟他们闲聊，慢慢再引入正题。”他摆了摆手，“许多采访对象面对镜头话筒都会有些不适应和拘谨，他们会觉得很紧张。”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当一名《羊城晚报》的记者而不是其他媒体时，他微微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个问题嘛……当时还真没有想过，可能跟我温和的性格有关系吧，我不属于那种个性张扬的人，觉得羊城晚报的气质与工作环境比较适合我。”他又很坚决地强调，“当然，温和并不代表妥协，舆论监督还是得不卑不亢，该曝光还是要曝光，该整改还是要整改，关键是要解决问题。”

王漫琪说，一种机缘巧合，让《羊城晚报》选择了他，他选择了《羊城晚报》。

新闻本领从实践中磨炼而来

王漫琪读的是新闻专业，大学四年里，几乎所有的寒暑假和课余时间，他都寻找机会锻炼自己的实际本领，先后到过《汕头特区工报》、广州《南方工报》、广州电视台《城市话题》、羊城晚报社等媒体单位实习。“大学前两年应该要锻炼好自己的新闻采写能力，到报社实习更能学以致用。”不断积累的从业经验，为他获得《羊城晚报》的录用打下扎实的基础。

大三时，他曾独立采访城市盲流群落生存状态。“我当时还买一包四块五的椰树，找到他们就递烟。”王漫琪谈起那段经历来记忆犹新，“他们一抽，就很自然跟我聊开了。”问及当时是否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时，“的确有过担心……不过我豁出去了。”他回答说。“幸好，最后我的真诚帮助我顺利完成任务。”

大学最后一年寒假，王漫琪选择了到《羊城晚报》继续实习，他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羊城晚报的记者。可惜，他错过了《羊城晚报》从实习生中招考的最佳时机，被录用的机会变得渺茫。他回忆至此莞尔一笑，“错有错着吧，因为快过年了，整个部门就我一个实习生留在报社，所有记者有什么事情都会让我干，给了我非常多的动手机会。”在一个月里，他共发了78篇的报道。

机遇总是为有心人准备着，王漫琪的勤奋与优异的实习成绩让领导刮目相看，破格为他举行了一次考试。“那一次考试，就考我一个人。”王漫琪至今想起，还觉得有点得意。

媒体不是救世主，社会救助需要完善的机制        

《羊城晚报》面向全国发行，日发行量175万多份，是深入大众家庭的综合型主流大报。《羊城晚报》的版面在44个左右，但要覆盖全国范围内的新闻，发稿空间往往捉襟见肘。每一条上报的新闻都是经过编辑严格挑选的。

王漫琪讲述自己的经验时表示，去采访一个人，就要想到这个稿子最终能够上报的几率有多高，而且要尽量把它的这个新闻价值表达出来，吸引编辑。要让编辑看到报道的新闻点。

“这个也是对于记者的基本要求。不至于让自己的努力白费。”即使是用专业的眼光去仔细判断新闻价值，由于版面、题材、价值取舍等原因发不了稿，然而白费功夫的情况肯定会存在。遇到这种情况，王漫琪就调节自己的心态，想着下次要做得更好。

王漫琪提起去年令他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农村女孩小时候被烫伤，因家里穷，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医疗。母亲，姐姐都患有精神病失踪了。父亲是农民，无法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只好让她在家呆着养伤。后来病情恶化，女孩的整个后背都烂掉了。王漫琪沉重地说：“按照《羊城晚报》的定位和版面局限，类似这种救助的题材太多了，没有什么新闻性。但因为有一位和患病女孩素不相识的农民出来为女孩奔跑呼吁救助，我当时就抓住了这个切入点，写了一篇报道，结果引起的反响很大，见报之后短短四天里便募集到三十多万元的善款，女孩也顺利得到了救助。”说到这里，王漫琪露出欣慰的神情。（该报道详见《普宁农民四出奔走救助陌生受伤女孩》）

当我们问到，如果没有这个农民，他还选择报道这个女孩吗？王漫琪回复说，如果没有那个新闻点，他确实不会去采访。“我是一个记者，我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平台，没有新闻价值就无法体现社会价值。”

在自己的微博上，王漫琪曾为类似的案例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政府应有畅通的救助机制，或有责任搭建人道救助的平台或渠道，而不是任由伤者家属掏空积蓄、举债自己垫付医疗费，未免令人寒心。出于一个记者职业需要，面对漫天飞的救助新闻，王漫琪有时是觉得挺无奈的。同时，他更强调政府、社会的救助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毕竟这个社会救助机制在当今还是残缺不全的，还有漫漫长路要做。当了十年记者的他，亲身采访过许多悲惨的故事，仍然抱着真诚的心去对待采访对象，很多时候他都会选择在采访结束后偷偷地把一些钱塞到有困难的采访对象手中。
“我自觉并没有麻木了良心。”王漫琪说：“我不仅仅是个记者，也是一个普通人……除了我的报道可能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之外，（自掏腰包救助他们）这也是我力所能及的事。”

王漫琪谈到记者收“红包”的话题，“你说的‘红包’，应该是指所谓的‘车马费’、‘误餐费’。”王漫琪坦言这个现象随处可见，也毫不讳言自己也收过。有时候记者长途跋涉去采访，有关单位或企业会适当地提供一些‘车马费’，这已经是个业内皆知的‘明规则’，大家都拿唯独你不拿，很难。
当我们问及，收了别人的钱难道不会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王漫琪认为，参加政府或企业安排的采访活动收取的“车马费”，不关新闻报道客观性的事，但是，假如是有违职业道德、影响报道客观的‘红包’，那就坚决不能收。该怎么报就怎么报！他说，每个行业里面都会出现一些败类，不可否认有些记者收了别人的钱就放弃自己的职业操守。“作为一名记者，绝不能干主动索取钱财的事，主动索取就是敲诈勒索，这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 同时，他也告诫说，千万不要把“收红包”当成向往记者这一行业的“努力”方向。

王漫琪说起，他的许多同学朋友知道他当了记者，都会用羡慕的语气说“大记者啊！”。他指出，人们羡慕记者这个职业，不是因为记者“收红包”能赚钱，而是因为其敢于声张正义的社会地位。

“心底怀有阳光，笔下的文章自有驱除黑暗的能量！”他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羊城晚报》是在全国都有影响、有美誉的大报，读者看《羊城晚报》，是看中它的新闻报道客观可信，有公信力。我为能在这样一家有社会公义的媒体服务感到荣幸，也自然而然地会自觉去维护这么一块金字招牌。从而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去做一些有违记者职业道德的事情。”

（记者：黎子伟    编辑：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