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手记：采访智障儿王伟

采访王伟，本来不在我的计划之中。那时候存心工疗站刚刚剪彩。我本来只是打算采访存心善堂蔡木通会长，向他了解一些工疗站运行情况。采访结束的时候，顺口问了一句：“存心善堂救助的残疾儿中，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个案呢？”于是，蔡会长便向我们推荐了王伟。

据蔡会长介绍，王伟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病好以后，便成了智障儿，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家里两房一厅，便成了他的全部世界。后来，他的父母离婚了。离婚后两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死在家中几天，也无人知晓，如果母亲再迟几天回去，他估计也随父亲而去了。

在存心工疗站第一次见到王伟的时候，他正在学叠纸钱，他的母亲——张女士，在一旁耐心地教。那是很简单的一个活儿：把纸钱在桌上铺开，放一个纸筒在上面，将纸钱沿着纸筒卷成圆筒形，完了把纸筒抽出来，最后把两头简单扎一下，便完成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王伟也完成不好，母亲手把手教他，他的手便不由自主的跟着动，但眼睛却久久盯着隔壁的人发呆。

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张女士同意了我们的采访。从存心工疗站出来，步行到公交站只有区区几百米，但我们却走了足足二十来分钟。只见王峰一路走走停停，有时候我们禁不住为他担心，他的脚步在移动，但眼睛却盯着来往的车辆发呆。

他家就在一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楼房，他家在四楼。还没进屋，就有一股难闻的臭味扑鼻而来，大小便的味道夹着浓浓的消毒水味。墙壁刚粉刷过，屋里的摆设很简单，一目了然。一张桌子，几张凳子，一个旧式电视，一个几乎发不出声音的收音机，还有一副碗筷。两间房间里的摆设也一样简单，王峰的房间里，简单得只有一张床，甚至连枕头也没有。

王伟一进门，便开了电视，在我们采访两个多小时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盯着电视发呆，或者趴在地上，听那声音小得常人无法听到的收音机，偶尔察觉我们在看他的时候，便下意识地用双手挡了挡脸。

第一次访谈，他的母亲——张女士，五十岁上下的她很健谈，也很热情，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她跟我们谈了很多，情深之处，更是泪流满面。

当时，存心善堂已经收容了王峰，但是蔡会长表示，目前善堂并未请专门的护工，所以暂时由母亲接送他上下班，等工疗站二期三期工程完工后，再将王峰留在工疗站，并表示，希望张女士能留在善堂当护工，帮忙照顾一下王伟。对此，张女士一直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身体也不好，无法留在善堂当护工。

但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却发现王伟已经不去工疗站了。而此时，工疗站的二三期工程也已经接近了尾声。其实，工疗站并不适合王伟。工疗站所接纳的残疾人，大多是生活能够自理，而王伟却连上厕所，吃饭都要别人照顾，也不会讲话，不会与人沟通。而且，他的智力早已过了发育期。

而且，王伟与人沟通能力也极其有限。每次遇到生人，他总是尽量避开。即便是母亲对他说话，他也不甚搭理，他每天所做的，就是看电视，听收音机。我拍照的时候，他的脸似乎有意识得在避开，但他的眼里，却不见一丝愤怒，有的只是恐惧。我得不停转化角度，才能排到他的正面。

第三次去王家的时候，邻居见到张女士，便过来向她提意见。说张女士不在家的时候（据观察，张女士并不住在赵家，采访时候有人向我们反映，她可能已经再婚了），要把大门关上，不能只关铁门，因为王峰在家随地大小便，臭味熏天，连楼上也无法忍受，而且王峰经常不声不响出现在铁门后，多次吓到邻家的小孙子。

张女士随便敷衍邻居几句之后，邻居走开之后。她私下对我说，这么多年来，邻居一直都在跟她反映这个问题，但不能关上门。不关门，邻居经过的时候，还能见到他，他也还可以见到别人，不至于一个人完全与世隔绝。

当然，张女士有时确实无法照顾好王伟。一方面，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另一方面， “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床前无贤妻。”当然，久病床前也无良母，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有多少耐心经得起三十年的消磨！

最后一次去王家的时候，张女士终于同意了我的报道发表了，改了好几次的报道，让我都觉得有些失落。出于张女士的要求，她和丈夫离婚的细节，一再被细化，还有王伟的生活自理能力描写部分，也不得不模糊化处理。迈出王家铁门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

最初采访蔡会长的时候，蔡会长说，汕头有二十多万残障儿。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虽然这对于拥有五百多万人口的汕头来说，只占总人口的4%。但残障儿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意味着有二十多万个家庭，像张女士一样，默默承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生活压力。

带着这样的担心。第一次采访了张女士之后，我采访了金平区民政局原局长颜木和，颜局长深知政府救助的弊端。他说，政府肩负了社会救济的主要职能，在2009年政府支出救济贫困人口资金7000多万，同时在政府没有照顾到的地方，由善堂补充发挥作用。

但是在突发事件的救助上，善堂比政府发挥了更积极快速的作用。政府救助，速度太慢，经过层层批准之后，得到的也常常不过杯水车薪，象征作用远大于实际。

颜局长说，现在随着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需要救助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在汕头这样一个善堂文化非常突出的地区，善堂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人们对善堂的信任程度比政府更高，“人们基本上有什么事情都找善堂不找政府”，他最后总结道。

这次的采访，总体上都比较顺利。但写稿的时候，却比采访要困难得多，因为受访者故意在向我们隐瞒一些事情，有时候甚至在混淆一些细节，比如谈到她现在的住所的时候，总试图让我以为，她还和王伟住在一起。存心善堂内部的人透露，张女士似乎急着摆脱王伟。

但在采访张女士的时候，她却说善堂内部有人故意排斥王伟，不让他去善堂。所以，不得不对采访来的资料进行选择。为了保证选择出来资料的客观性，我们只能将放弃无法保证客观性的材料，所以文章里面关于他母亲的部分，被严重压缩。

这次采访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最初王伟的母亲同意我发表，但第二次采访的手，她却突然告诉我，完稿以后，不要发表。她跟我们说，要是以后采访，遇到能够帮助她们母子的人，便将文章和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不要公开发表。后来，经过我的劝说，她终于松口了。却要对文章进行大幅修改。

主要是修改她离婚的经过，她要我再具体化，深怕别人误会自己当初是抛弃了王伟父子。还有就是对于王伟生活自理能力的描写（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照顾，而且也已经过了智力发育期），她说，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她害怕别人一见到这些情况，便望而却步了。我虽然能够理解她的想法，却不能扭曲事实。于是，我借口要修改，将初稿收回，不给她自己修改的机会。并声明，她可以指出文章哪些不符合事实，但只能由我来改。

这次采访，让我切身体会了一回老师所说的，只读教材，是学不会采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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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护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