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播报】在汕头贵屿我们看到了什么——造访“电子垃圾第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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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03/06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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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京的各位网友好哇～好久不见啦！　新学期开始了，小草们的作品也将陆续与大家见面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草根播报　！

编者按：电子垃圾已然成了地球村里发展最迅速的废弃物。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全世界每小时大约产生４０００吨电子垃圾。欧洲每年产生的电子废物升幅达3%—5%，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制造电子废物。发达国家因为“三高”——电子垃圾产生量高，环保标准高，工人工资高，而想方设法把电子垃圾运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贵屿，中国广东潮汕地区一个面积52平方公里，人口20万左右的小镇，因为近20年来，以年均吞电子垃圾300万吨，成为“电子垃圾第一镇”。近日记者3次赴该镇调查采访，零距离考察小镇环境和“垃圾人家”生存状况。

电子垃圾：贵屿的财富和祸患

 马路两侧，一侧是水面漆黑的河流，一侧是手工拆解电子垃圾的简易作坊。

 从贵屿汽车站下车，顺着这条数十公里长的“黑河”往回走，就是密集分布的作坊。作坊里的人们，一年365天都要跟两种东西打交道：电子垃圾与废塑料。

绿色和平组织几年前提供的数据显示，贵屿镇从事电子垃圾拆解加工的村庄有20个，企业300余家，其中年拆解量2万吨以上的有10家，1000吨以上的有40家，有的拆解大户在高峰期里日拆解量高达200吨。与此同时，贵屿年加工生成塑料、铜、铁再生资源在2万吨以上的大型企业有4家，还有近5500个农户从事间歇性、作坊式的经营。

另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贵屿全镇80%以上的人员从事电子垃圾拆解，并有大量外来人员加盟，人年均收入1.5万元，是全镇农民年均收入的5倍。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电子产品中的有毒物质大部分会长期沉积在环境中，很难被消除，而且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甚至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与学习能力。

在距离汽车站千余米外的华美村待了约30分钟，记者即感到恶心，咽喉不适。

这些单门独户的作坊有一个共同特征——10米高的烟囱里每天都会袅袅升起刺鼻的黄烟。

作坊里的“烧板工”

盘桓小巷中，拐角一间铁皮搭成的小屋进入记者视线。小屋没有窗户，屋顶上，烟囱坚定屹立着。

30出头的湖南大哥坐在木制小凳上，重复着手里的工作——从成堆的废电子板中抽出一块，放在通电仪器上灼烧（高温会使电子板上的金属溶解、脱落），然后轻轻一拍，锡及其它零件分别被隔离在铁板上和篓筐里，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电子板。这个过程就叫做“烧板”，所产生的气体是贵屿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板寸发型的他黝黑皮肤，白色衬衫已经发黄，赤脚穿着凉拖，连口罩都不戴，在烧板产生的强烈恶臭中默默工作着。湖南大哥说，他在贵屿“烧板”十多年了，妻儿都在老家。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贵屿人就开始从事废旧电器的拆解生意。低洼地势对贵屿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加之电器拆解业的诱人利润，使当地居民纷纷弃耕从“金”。恰逢电器拆解在贵屿茁壮发展之际，湖南大哥告别他乡，盼望着靠这种新兴行业养家糊口。

 头几年，烧板工的确在贵屿大受欢迎。后来，电子垃圾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地人们的血铅超标问题，废旧电子板从国外引进引起的国际商贸问题……贵屿成了“驰名中外”的地方。

媒体的曝光，人们意识的改变，都使电子垃圾拆解业发展受阻，湖南大哥的工作量也明显减少。据他介绍，很多外来工已经被当地老板辞退，剩下的工人只有九万左右，分别来自湖南，四川，安徽，江西等地。湖南大哥现在的想法是“做一天算一天”。

在新东家工作有一年多了，湖南大哥的工资虽然有所上涨，但在同行之中仍算较低。“一天工资100块，一个月不休息得到的工资就是3000块。”因为不知道工作什么时候会突然结束，也为了赚钱，湖南大哥一般不会休假。

作坊，家，作坊……这十几年，湖南大哥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没有任何娱乐消遣，即使春节假期，湖南大哥也会因为心疼买火车票的几百元钱，十多年来他只是“偶尔回家”。

电路板经过在贵屿的加工后，会被卖到其他工厂，制成新的电路板或电子零件。至于怎么从海关处获得，又将卖给什么人进行再生产，他一概不知。

他只知道，每天的任务是“烧”。当天，摆在他面前的就有两个米袋分量的废电子版板。在他眼里，烧板的气味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没用任何防护措施的他，似乎还没意识到气体中含有的有毒有害成分可能在慢慢侵蚀着他的身体。

 临走前记者与老板道别，老板一手在玩五子棋，一手与我们挥别。他面前的湖南大哥仍重复着烧板工作。

半个月过去了，再次来到小屋，湖南大哥还在，沉默如故。可通电仪器换成了蜂窝煤炉，小屋里还新来了一位同样打工的江西大姐。

并不是每一个外来工都有工作收入，像江西大姐这类临时工，只有在工作量大时才有工作，工资也按日计算，八十元一天。没有工作的时候只能在临时工市场坐等，有需要的工头会到那里挑选工人。一个月到头，能工作二十天算是很幸运的。

从通电仪器到蜂窝煤，老板的成本低了。每天两个炉同时作业，每个炉一天需要八个煤左右，一个煤两三角，每天成本不到四元。相比之下，通电仪器功率达2000瓦，每天十小时，每度电六七毛，一天成本十二三块。

然而，小屋里的空气却变得加倍的浑浊。

这家作坊的本地老板二十岁不到就开始请师傅带领从事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这个作坊已经经营了十几年，如今这位矮小个子的老板已经三十多岁了，中指和无名指分别带着一枚金戒指。

在贵屿讨生活的“垃圾人家”

在贵屿，只身来打工的外乡人比比皆是，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外来工也不在少数。为了生活，他们拖家带口定居在了贵屿。

在一条四周都是塑料厂的小巷里住着吴阿姨一家三口。见面时，男人正在用井水洗衣服，女人在做饭，一旁是他们的女儿潘红英。

吴阿姨是四川人，一家三口就住在这面积不足十平米，用木板和水泥砖隔离而成的小房子里。房子里光线昏暗，只有透过隔壁房间另一家人上方的一个小天窗透过来的一点光线。一张不算宽的木板床，两张用木板做的简陋的小桌子，已经占据了屋内一大半的空间。因此，他们很多生活必需品都必须挂在墙上的钉子上，记者数了一下，竟有42枚之多。

环视屋内，一部14寸的电视机看似是家里最贵的东西了。

厨房在走廊上，炉子搭在小小的木桌上，排气孔就是这条狭长的走廊。卫生间就在走廊的尽头，里面只有一盏极小的灯泡投下昏黄的光线。

记者刚进屋的时候，吴阿姨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开水喝”。由于电子垃圾产业导致水污染问题严重，饮用水成了贵屿的一个问题。井水由于被污染不能被饮用，有自来水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平均四五天才来一次。因此吴阿姨会用准备好的塑料桶接满自来水存起来用上四五天，供给平日的饮用做饭，至于洗衣服和洗澡，只能用井水。镇上不少住户都会买水，但是阿姨一家很少买水，因为一桶四十斤要四五元。

在贵屿很多外来女工都做着“挑料”工作，吴阿姨也是其中一员。用打火机燃烧塑料，通过燃烧释放出来的气体来辨别塑料的种类。塑料燃烧会产生多种对人体有害的有毒气体“二恶英”，一旦吸入体内便难以被排出。但是吴阿姨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不适，而且熟能生巧，有时吴阿姨不需要燃烧塑料仅通过塑料外表的光泽度就可区分。因为厂里货源不多，阿姨现在一个月只上20到23天左右的班。

而通常外来男工都会做像潘叔叔一样的“拉货”工作，主要是开着三轮车去马路边等拉货，拉的货也主要是塑料和电子产品。拉一次货的价格主要取决于货物的重量以及目的地的路程。货多的时候可以拉到几百块的生意，平均一天能挣一百到两百元。

2000年，阿姨来到贵屿镇之前，就在深圳做批发蔬菜的工作。后来听自己的哥哥说贵屿好赚钱，就和丈夫一起来到贵屿干活。虽然现在比以前赚多了，但是担负着两个孩子的学费和抚养双方父母的费用并没有使吴阿姨的生活宽裕起来。阿姨和丈夫来贵屿有8年了，但真正存到的钱并不多。他们已经有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在记者和吴阿姨聊天的过程中,阿姨的女儿红英在旁边蹦蹦跳跳，还不停地凑到妈妈耳边用四川方言说悄悄话。红英今年7岁，读一年级，是阿姨去年带过来读书的。吴阿姨还有一个大儿子已经9岁了，在家乡四川平昌读三年级了。

小红英经常玩的玩具就是家门口那个自己用木板和塑料制作的跷跷板，每当小红英把脚放上跷跷板上时，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小红英在当地人的学校读书而没有去外来工子弟的学校，吴阿姨说主要是因为本地学校的教学条件比较好。但是她从来不让小女儿跟本地人的孩子来往，因为在阿姨看来，“如果本地人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闹了矛盾的话，那些本地人的家长又很宠他们的孩子，他们就要仗着地方势力来找我们麻烦的”。

尽管日子过得拮据，但是在对待小红英的营养上和穿着上阿姨从不怠慢。阿姨说夏天都会给红英买牛奶。平时阿姨很少买衣服，要买也是三四十块一件，质量一般的款式。但是红英穿的是较好质量八九十块一件的衣服。

转眼到了吴阿姨家吃饭的时候，吴阿姨做了一点面，和着一些剩饭热了一下，就着辣椒酱便是一顿。碗里面没有菜也没有肉，阿姨说这样“省一点”。

阿姨的生活虽然简单，每天重复着几乎一样的旋律，但是也不缺乏乐趣。阿姨最近在追看湖南卫视的电视剧《武则天》。她笑着说，自己最喜欢看古装电视剧，所以现在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就准时去隔壁四川老乡那儿一起看电视，红英也会一起跟去。除此之外，阿姨有时候还会和老乡们一起玩扑克，玩的是“六朋友”——是六个人一起玩的扑克游戏。红英还在一旁笑着补充“还有五朋友十朋友呢，我也会玩”。

 女教授与贵屿的执着对视

8年前，贵屿的电子垃圾产业给她留下触目惊心的印象，从此，她率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团队，年复一年前往到那片河水发黑、空气刺鼻、土壤贫瘠的土地，采血检查当地的学龄前儿童血液含铅量等等指标，向当地居民开展预防铅污染宣传教育。8年中，参与调查贵屿环境问题的一届又一届本科生研究生相继毕业，她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在贵屿的调查研究，带领着她的学生在贵屿打起了长久战。

她就是霍霞教授。汕头大学医学院科研处处长、免疫病理学实验室，分析细胞学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6年出生的霍霞教授，在广西南宁长大，父亲终身行医。1998年，霍霞从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与同样学医的丈夫来进入汕头大学医学院工作。

2002年，霍霞从央视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了贵屿电子垃圾业发展的状况，她形容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幕”。她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身为医学科学家，她认为，贵屿环境问题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研究机遇。

2003年，霍霞受香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邀请，参加贵屿环境问题的课题研究，从此翻开了八年贵屿之旅的篇章。

回忆起第一次去贵屿的情形，霍霞一边翻着之前去贵屿的照片一边向记者解说，“当时的空气质量可差了，到处可以见到从作坊里面飘出来的黄烟，当时的土地很贫瘠，河水上面飘满了垃圾，可是还有小孩子在乌黑的河里面游泳，当时他们的环保意识太差了”。

霍霞几年来的调查发现，电子垃圾从业人员易出现头痛头晕、失眠、记忆力下降、鼻塞、恶心、皮疹、结膜充血等症状，当地医院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患者较多。检测结果还显示儿童体内的重金属水平已超出安全范围，对儿童的智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地新生儿脐带血中重金属水平高于正常值，对新生儿神经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过去是我们请幼儿园配合，现在经幼儿园园长介绍，家长都请求我们能增加体检的次数。”霍霞笑着说，在他们的宣讲之下，连幼儿园的园长在说起防铅时也头头是道。有了霍霞小组的定期检查，该幼儿园甚至成为家长们的首选，“要走后门才能进了。我们成为了他们生源的保证。”

虽然她的研究小组在这所幼儿园上取得了进展，但宣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够。“今年的目标是希望把这项工作扩展到更多的幼儿园里，并且希望能加深普及的知识程度。”霍霞说道。

霍霞8年来的关注和实践，不仅影响了整个贵屿，还影响到了整个国际社会。她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关于贵屿电子垃圾与环境影响的文章，还应邀参加了多个国内外的重要会议，接受了多家中外媒体的采访。

霍霞翻出了最新报道的《中国日报》，其中用了大篇幅的版面刊登贵屿的情况以及霍霞的成果。

更令霍霞骄傲的是，今年4月，霍霞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邀请，作为大会中少有的以教授的身份出席了在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举办的国际会议，就贵屿问题为参与国作报告。汕头大学也对此事表示了关心，并且希望霍霞可以申请成立环境科学中心，对贵屿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政府和环保局做了什么？

据汕头市环保局网站公布，2011年以来，贵屿镇废旧电器综合利用产业示范园被列入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集中处理场试点建设，已通过省环保厅环评审批。此外，不少大型的企业已确定进入园区投资合作，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和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当记者表示隔天上门采访时，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最近全局都在为申报国家卫生模范城市，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采访。”谈及贵屿镇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该工作人员建议记者直接采访贵屿镇政府。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贵屿镇政府，他们确认了环保局官网的信息。“我们在引导这些产业，循环经济示范园的建设工作也一直在进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启动时间。据说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

对于应对环境的措施，政府政务处主任表示他们一直安排巡逻队巡查，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作场都一律勒令停止。“现在那些洗金场，都收敛了。现在的环境质量比起以前有了改善。治理工作必须进行下去。”

随着贵屿镇经济的转型，外来工担心自己的“饭碗”，镇政府表示“对于以后外来工失业的问题，我们暂时没有措施，不过我们会有解决办法，外来工们可以慢慢学以后技术上的操作。而且，外来工们不一定死守贵屿，可以到别的地方再找工作，市场经济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期待什么？

不合理的电子拆解方式日复一日地吞噬着打工者健壮的身体，也年复一年地蚕食着贵屿的生态环境。正如霍霞所说，电子垃圾第一镇贵屿如今已变成垂危的病人。而能拯救这位患者的，除了国际组织的深切关怀，医者的悲天悯人，媒体的蜂拥来袭，更加迫切需要的是更多既治标又治本的落实到实处的行动。

（记者：叶文婷 何丽苑 陈仕涛 郭燕欣 林志康 杨钱芳  指导老师：宋骥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