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播报】卓尼土司家族的三代传奇（图文）
很早以前读《中国的西北角》，就注意到其中有一小节，题目是“杨土司与西道堂”，记述了父亲长江先生1935年8月与甘南卓尼土司杨积庆会面的经过，文中对杨土司的描述栩栩如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久前在汕头大学我突然接到杨正先生打来电话，希望约我见面。杨先生正是杨积庆土司的孙子。恰好我已定于8月1日参加兰州大学召开的范长江研究学术研讨会，于是与杨正先生约定在兰州见面。随后我们如约在兰大会场上首次相见。听到卓尼土司家族的传奇故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实际上也是甘南藏区乃至大西北百年变迁史的一个缩影。因此我接受了杨先生的提议，于次日率汕大“重走中国西北角”采访组，随其前往甘南地区，访问长江先生与杨土司会面之地──卓尼寺。
早上8时30分从兰州出发南下，《西北角》一书中的种种描写顿时变得鲜活起来了。甘南地区海拔较高，有“小西藏”之称，地貌多样，山岭中林木繁茂，高原上牦牛成群，田野里青稞飘香。可以看出沿途的道路经过修缮，但不少路段仍然起伏崎岖，途中还需沿狭窄的盘山路，翻越多座海拔在3500米上下的山岭。午时在临潭县冶力关镇用餐，直到当日下午4时许，我们一行人方抵达卓尼县。
经过一天翻山越岭的跋涉，笔者此时已感觉相当疲惫，但杨正先生却始终精神矍铄，看来毫无倦意。我知道他曾在卓尼县当过多年县长，曾在这一条条颠簸不平的山岭上无数次辛勤奔波，久经磨练，直到今天他仍然心系卓尼频繁往返，因此对这里每一条沟沟坎坎必烂熟于心，自当如履平地了。
据《西北角》记载，长江先生与杨土司是在1935年8月20日会见的，会面的地点是在洮河南岸的“泼鱼村”，即现今之博峪村。历经时代变迁，杨土司当时的土司衙门（亦即保安司令部）及其私宅所在地已被拆毁，该遗址院落由杨正先生捐出，已改建为一所庭舍漂亮的希望小学。当年的遗迹仅留下四围的土墙和后院仅存的一棵大树。
杨土司：开仓济粮助红军
卓尼藏区政教合一的世袭土司制度起源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明正德三年（1508），第五代土司旺秀进京朝见明武宗，赐姓杨，自此历代土司沿用汉姓。杨积庆是管辖卓尼的第19代土司，有“卓尼王”之称。从长江先生的描述可以看出，杨土司是藏区一个少见的“摩登人物”，他聪敏过人，幼习汉书，接受汉文化濡染；虽足未出甘肃境，但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和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对国民党官员惯于愚弄欺压藏人的做法亦深为不满。此外杨土司喜好接待前来卓尼的外国考察家和传教士等，这些交往也扩大了杨土司的眼界。事实上，红军在长征路上遇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中，就其政治眼光、个人素质与思想倾向而言，杨土司这样的优秀人物应属凤毛麟角。
红军当时正艰苦转战于川北一带，处境十分困难，去向未明。长江先生在有关红军长征军事形势的分析中指出，对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因这一带有充足的粮食和其他资源可作补充，“设洮夏两河如被突破”，“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并断言“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个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随后的历史果然证实了他的判断的准确性：红军在9月12日突入甘南迭部地区，踏入杨土司的领地，并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确定了红军应坚持向北进军的战略，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进入藏区的红军此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际上许多红军战士久经鏖战，备受煎熬，衣食无着，已经饥疲欲倒。杨土司对红军态度如何决断，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红军北上行动的成败。
我从杨正先生的介绍中了解到，杨土司在红军过境时，非但没有命令藏兵阻击拦截，反而在红军17日攻打腊子口之前，密令调走守卫其自家粮仓崔古仓的士兵，有意地给红军开放了这个存有二三十万斤粮食的粮仓。15日红军到达崔谷仓时，顺利取出这批宝贵的粮食，从而得以修整补充。杨土司的义举对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最终胜利进入陕北根据地，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1936年8月5日当红二、四方面军也进入卓尼地界时，杨土司同样打开粮仓给予了配合支援。对于红军过境后流落在卓尼藏区的200余名红军战士，杨土司出以仁义之手，给予搭救和安置。在当时国共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杨土司这样做无疑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杨先生介绍说，就在红军过境后不久，当地军阀鲁大昌向上司状告杨土司“私通共匪”等一系列“罪行”，并于9月24日晚，勾结杨土司手下一名团长作内应，发动叛乱冲入土司衙门抢劫杀人，杨积庆土司及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家人一起遇害，只有6岁的次子杨复兴藏在棉被里未被发现而幸免于难。杨积庆土司之子杨复兴就是杨正先生的父亲。根据杨成武、肖华、黄火青等老红军提供的有关亲笔证明材料并经民政部正式调查认定，杨积庆土司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司令：率部起义获新生
卓尼的传奇故事仍在继续。杨复兴在8岁时继任了第20代卓尼土司，后被任命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司令，1949年毕业于国民党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授予少将军衔。这位新一代的土司与他的父亲一样深明大义，杨复兴在1949年9月11日果断率部和平起义，并于1950年宣布废除历经明朝、清朝和民国三个朝代，延续二十代，长达532年的卓尼土司制度。此后他历任卓尼县县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等，直至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12月，杨复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土司和原国民党少将，这种特殊政治待遇是十分罕见的。在1958年卓尼部分地区发生叛乱时，杨复兴不顾个人安危在深入藏民中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为平息藏区的叛乱作出了重大和独特的贡献。杨复兴先生于2000年因病去世，归葬在卓尼县城内杨土司家族的墓地。
机缘巧合的是，长江先生1936年5月中旬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内蒙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还采访了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与他深入探讨了民族关系问题，写下了“踏破了贺兰山缺”、“满洲人的治蒙政策”等名篇。在长江先生笔下，达理扎雅亲王与杨土司有不少相似之处：见识广阔，思想开明，深受汉文化濡染。而这位蒙古族亲王后来也与藏族土司杨复兴先生一样，在1949年9月率部和平起义。达理扎雅亲王先后担任宁夏省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和甘肃省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和阿拉善旗旗长等职。达理扎雅亲王与光绪皇帝之弟爱新觉罗·载涛的次女金允诚结为伉俪，生有六女一子。在1950年2月，杨复兴先生赴定远营迎娶了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的二公主达芝芬女士，《中国的西北角》中长江先生采访过的蒙藏两位边塞杰出领袖的后人遂结为连理。
杨县长：呕心沥血兴卓尼
1951年杨复兴先生的长子杨正在卓尼出生。1958年由于藏区局势出现动荡，杨正随母亲来到北京住在外祖父家，并一直在京城读小学和初中。1966年爆发的文革动乱，再次残酷地改变了杨土司家族和杨正本人的命运。他的外祖父达理扎雅亲王被“红卫兵”押回内蒙“批斗”，1968年11月在巴盟被迫害致死。杨正与所有同龄人一样，不得不离开校园，1969年1月作为知识青年，来到陕西延安插队落户。三年后他又调回兰州，先后做过泥瓦工、车工和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杨正考上了甘肃师范大学政治系。
作为王公贵族的后裔，杨正在校期间学习最多最认真的却是《资本论》和《马恩全集》，他还大量研读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一阶段学习的积淀，为他日后在基层从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知识的基础。1981年杨正返回卓尼做中学老师。1983年，32岁的杨正被提拔为副县长，三年后他当上了卓尼县县长，在家乡一共工作了六年时光。他随后调回兰州，在甘肃政法学院任组织部长、公安分院党总支书记等职。
虽然卓尼的土司制度时代已经终结，杨正与承袭土司之职的父辈截然不同，他是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得到提拔而担任卓尼县父母官的，但是，在卓尼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在杨正头上似乎仍然环绕着的前辈的荣耀与威望的光环，直到今天，杨正先生始终在卓尼群众中受到极大的尊重。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杨县长”，他出现在卓尼，到处受到最高的礼遇。在每个会面的场合，书记、县长、寺院主持等皆出面接待陪同，都会按照藏族的礼节，向尊敬的老县长及来宾们献上最珍贵的礼物──哈达。杨正先生也会按照本地的习惯和群众的要求，为孩子们摩顶赐福。
杨正先生作风勤奋而质朴，性格坦诚而直率。他身着摄影记者的黄色背心，一路上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与一般人的想像大不相同，在杨正身上继承了其祖父与父亲的睿智、高尚、亲民与仁义，却毫无王孙贵胄的骄横、奢华与傲慢。虽然少不了应酬的场合，但这位王公子弟拒绝社会上及现今官场的恶习，不嗜烟酒，不讲排场，不求享乐，卓尼人看来也都对很了解老县长的脾气，在对他的行程安排中，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长江先生在《西北角》中曾经深刻地揭露和尖锐地抨击了30年代西北地区官场贪渎和政治黑暗。在与杨正先生的交谈中，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当今社会崇拜金钱、迷恋权力等腐败现象。杨正先生忧虑地告诉笔者，虽然与《西北角》的时代相比，西北今天的经济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如今官场的腐败却难于遏制，日益严重，甚至到了明码标价卖官鬻爵的地步，花了钱买到官位的人，必然要千方百计赚回来。他认为这种风气如果发展下去，必然会带来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干群对立，这是对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的最大隐忧。
与杨正先生相处几日，深深感受到他对家乡的由衷热爱和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他当年在卓尼执政时跑遍了这里的每一片土地，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呕心沥血改善人民生活。他对老百姓的疾苦冷暖感同身受，他说政府必须让群众得到实惠，承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绝不能讲空话。有一次为了及时兑现修路民工的工薪，他带上一名秘书亲自押送装有几十万元现金的麻袋， 乘吉普车攀山越岭，赶赴工地给民工现场发薪。如今杨先生已经退休了，但仍然念念不忘一件事，就是利用卓尼尚未开发的丰富旅游资源发展经济，从而彻底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杨正先生学识广博，思维敏锐，谈吐犀利，富于洞见，一路上与他交谈获益甚多。他对长江先生十分尊敬与怀念，对《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有关卓尼土司的内容有深入的研究，甚至可以背诵相关的语句。 对百年以来在卓尼以及全国发生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有明晰透彻的判断与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是对杨积庆土司还是对长江先生的评价，都必须真正尊重和理解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他坚决反对某些人以“学术研究”为名，以今天的政治话语和极“左”的标准苛求强加于历史人物。他还一针见血地说，所谓“范长江去西北采访红军长征是歪打正着”等说法是十足的废话。他认为，杨积庆土司与记者范长江身份不同，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那个极为特殊和关键的时刻，机缘汇聚彼此相见，随后又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革命和国家与民族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事迹将永世流芳。
(作者 范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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