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贤老伯在炒糕粿。骆敏婷/摄）

    曾经作为“知青”下乡的黄老伯，抓起笔端端正正地写下“黄玉贤”三个字，并告诉记者“我不认识字的，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写罢，端起纸张仔细地看了一遍，才递给记者看，生怕写错了。字写得端庄、干净。

     这位65岁不认字的“知青”黄老伯，孑然一人在小公园专营老牌豆花炒粿店已经12年了。在至平路德兴后街，黄老伯大都穿着褐色裤子白色上衣，围着一条黑色的围裙；双鬓灰白，脸上横着一道道皱纹，只要一有客人走近，黄老伯就笑着问，来一碗豆花吧？

    黄老伯的铺子坐落在路口，铺子里墙面上挂着两个八卦鈡，分别对着两条川流不息的马路。十来平米的铺子只容得下三五张低矮的或圆或方的桌子，天花板上的两个吊扇在吱吱地转着。这样的老店铺看起来是再普通不过了。但黄老伯自豪地说这是他自己看的风水宝地。黄老伯很相信风水之说，那两个八卦鈡就是其中的体现。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黄老伯口中所说的风水好，他的店铺不仅在街坊口中还在网络中芳名远播。很多游客还慕名而来尝试。采访过程中，一对年轻的夫妻告诉记者：“这家店很好吃，网上也将这家店评为经典美食店。我们有空就会过来吃的，他做的东西在老一辈的人中很有名。”

    据记者观察，店里的顾客大都是老人。之后的采访中，一位骑着自行车前来买炒粿的老人见记者在采访老伯时，就说：“这家店最好吃啦，是老牌子啦。”笑时露出了仅有的两颗牙齿。在店里，黄老伯抱起一位经常前来吃豆花的两岁小女孩并告诉记者，这个小女孩很喜欢吃他弄的豆花。

不识字的“知青”

    黄老伯的父亲曾经营过类似的豆花炒粿店，因此他13岁就得帮忙照看生意。那时他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21岁那年，他恰好遇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为“知青”，他被选派到增城去下乡。

    当年下乡的除了是有知识的城市青年，还有城市的闲散劳动力。黄老伯作为后者被迫下乡。他回忆说那八年过得实在不太好，开始的4个月一句那边的话也听不懂，整天在干农活，配给的粮食很少，闲的时候也在那边卖豆腐花维持生计。也是因为下过乡，黄老伯不像那些老一辈的汕头人，倒能说着顺溜的广州话和普通话。

    下乡被遣返汕头后，黄老伯进入了一家罐头厂工作，一年后因工资低而辞工。恰好遇上改革开放，做生意不像以前一样当作闲散劳动力处置了，老伯便大胆地开始了他在增城做过的老本行，卖豆腐花。

    老伯回忆说：“那时候，我四点就要起床磨黄豆，弄好了，六点多就挑着两个担子走街串巷地卖豆腐花了。那时候天还蒙蒙亮而已，我八点多就卖完了。中午回家吃完饭又继续磨黄豆，两点多又要挑担子去卖豆腐花，卖完了就收摊回家了。”

    黄老伯说现在定点经营铺子比走街串巷轻松多了。12年前听取小儿子的建议，他把店固定在这里，改卖更赚钱的豆花和炒粿。

    黄老伯虽不识字，但他的两个儿子却读了不少书。他的大儿子是暨大博士生，毕业后在电信工作，已结了婚，拥有丰厚安稳的生活；小儿子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本科。黄老伯说等小儿子也结婚了，或许就不要这铺子了，但目前为止还是不愿意离开本地，更不愿意去拖累儿子，喜欢做自己的老本行，自得其乐。“我现在就是在打发时间，有生意就做，没生意一天也就那么过了，也不缺钱。遇见老街坊就闲聊几句，看着这车来车往，这老房子多舒服啊。”

    “老了，或许就不做铺子了，但会留在汕头，也不想那么多了，现在舒服就好。”老伯对记者说。

(记者：骆敏婷 指导老师：樊林君)